国企改革一度被称作“最难啃的骨头”。机制僵化、效率低下、包袱沉重，许多人一提国企就摇头。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动力不足，体制难题长期困扰着国企。
迎难而进，矢志不渝。十年前，国企改革再次发力，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布局调整、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经历坎坷曲折、激昂壮阔的探索，如今，国有企业已是活力、效率、影响力的代名词。在2012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54家国有企业上榜。
经历改革的新国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舞台上，展现出“国家脊梁”的崭新风采。
体制改革，国企成为纯企业
企业是什么？是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是随时根据市场变化做出理性反应的竞争主体。传统的国有企业，虽然为国家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直至本世纪初，仍面临着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问题。外界看来，国企负盈不负亏，躺在政府身上。企业自身感受，“婆婆”一大堆，自主经营谈不上，何来自负盈亏？
要让国有企业变成真正的企业！2003年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初步到位，迈出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关键一步。
“为什么出资人到位这么重要？以前没有明确的出资人代表，政府部门谁都可以来管国有企业，可一旦企业亏损了、出事了，又找不到人来负责。”国资委副主任邵宁介绍说，这一体制变化，基本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管资产与管人、管事脱节的问题。“有了国资委，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了唯一的责任人，如果国企经营不好，就要打国资委的板子。”
政府部门则不再承担出资人职责，而是集中精力做好社会公共管理服务，对各类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政企不分，有的政府部门既管资产，也管投资、管规划、管经营、管招标、管监督。这样的制度设计存在明显的缺陷。”邵宁说。而分离公共管理职能和出资人职能，企业从此只是单纯的运动员，政府专心去做裁判员。国有企业真正“断了奶”，经营得不好，不会有公共财政来兜底，该破产的破产。
国资委会不会又是一个新“婆婆”？国有企业此后是听政府部门的还是听国资委的？国资管理体制改革之初，多数国企心里没底。
“国资委不是‘婆婆’是老板。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之后，还要坚持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首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多次强调。作为国务院特设机构，国资委严格限定以股东的形式履行出资人职责，不直接插手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充分尊重企业法人财产权和自主经营权。
履行出资人职能，国资委逐步建立起对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和激励约束机制：清产核资、摸清家底；开展业绩考核，依据考核确定经营者薪酬；推动国有产权进场交易，促进管理透明；公开招聘，改革经营者选任制度。
央企感受到来自出资方的约束——必须想方设法开源节流、多创利税，否则任期考核拿不到理想的级别，集团上上下下十几万人都要减薪，企业经营层领导还有可能被撤换。央企也被赋予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投什么项目，开发哪个市场，只要是合法合规的主营业务，国资委不会过问，完全让企业自己根据市场决定。
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使国有企业真正走向市场，成为独立的竞争主体。
机制完善，国企展现新活力
政企分开，在市场中经风历雨，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产权结构新——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一批大型国企相继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953家国有控股公司在A股上市，市值合计13.71万亿元。
股份制改造，使从前“纯而又纯”的国有企业逐步发展成国有控股、多种资本参与融合的公众化公司。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到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中。目前，央企60%以上的资产、80%以上的利润集中在上市公司。
治理结构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一直是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回顾30多年的国企改革，国企领导体制经历了党委集体领导、厂长经理负责制的演变，但始终缺少有效的制衡机制。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关键要有规范的董事会。国资委成立后，立即着手研究在国有独资公司中建立董事会。2004年，宝钢集团率先试点，这一事件被称为“国资委成立后最大的新闻”。成立董事会，央企高层管理人员不再是国资委任命，而是由公司董事会进行选聘，负责日常经营。“外部董事要占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一批有丰富经验、专业知识的高级管理人员、专家学者成为外部董事人选，避免了董事与经理人员高度重合，实现了决策权和执行权的分权制衡。“授予董事会部分出资人权利”，董事会开始拥有重大投融资项目的决策权、选择考核经理人员的权利，更好地实现了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截至目前，建设规范董事会试点的中央企业达到50多家，占央企总数的一半。
用人机制新——10年来，国有企业普遍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全员竞争上岗和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工资制度，一些企业还探索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企业经营者年薪制和股权期权激励制度，彻底实现人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
制度变革激发了企业活力，国有企业进入发展最快、最好的一个时期。2002年到2012年，中央企业的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22.5万亿元，增加近6倍。2012年，117家中央企业实现利润1.3万亿元，上缴税金1.9万亿元，10年间年均增速近20%。从2003年到2011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所有者权益从3.19万亿增加到11万亿元，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一大批国有企业脱颖而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工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等通用的绩效指标方面，约1/3的行业领先国企赶上或超过全球500强。中国建材、中国国际航空等一批竞争性央企，近两年相继成为行业内全球排名第一的企业。
勇于担当，国企砥柱中流
新国企展现新担当。
过去，国有企业常常与“等靠要”联系在一起。如今，国有企业的数量虽然在减少，但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大大增强，中流砥柱作用日趋突出。
新国企成为经济发展的顶梁柱。
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和资源枯竭的国有企业通过政策性关闭破产退出市场，一批国有中小企业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进行了放开搞活，改组改制，国有经济更多地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集中。目前，中央企业80%以上的资产集中在国防、能源、通信、冶金、机械等行业，承担了我国近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提供了所有的基础电信服务。
新国企成为改善民生的重要保障。
2003年到2011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上缴税金17.1万亿元，年均增长近20%，2011年国有企业上缴税金占全国税收的38.4%。国有股权划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使人民群众拥有了更可靠的社会保障。到2011年底，已有2119亿元的国有股权转让收益划归社保基金。中央企业还划转到全国社保基金83.94亿股，为社保基金提供长期收益。
新国企成为践行社会责任的表率。
保供电、保供气、保供油、保基础设施、保基本生活资料价格稳定，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不计得失，展示了关键时期的社会担当。急难险重，国企冲锋在前。2011年利比亚撤侨，国航、东航、南航无偿组织包机，迅速投入撤离工作。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中央企业第一时间奔赴抗灾一线，抢修电网、通讯、交通设施，以最快速度打通“生命通道”。目前，所有央企都建立了定期对外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制度。“通过向利益相关方发布报告，有助于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形象。”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给予高度评价。
新国企成为“中国创造”的核心力量。
创新是一个国家进步的灵魂。10年来，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神九飞天、蛟龙下海、高铁奔驰、歼15一鸣惊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的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央企业参与了15个；历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及绝大部分的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均由中央企业获得，近一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在央企。
跃上新平台，开启新格局。今天的新国企，面临着新机遇、新挑战。但改革的不凡历程，让我们坚信，新国企必将以又好又快的发展为实现“中国梦”贡献更大力量！
快 评：以更大智慧和勇气推进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一直伴随着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能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还有没有发展优势？国有企业的支柱作用如何体现？更是挑战重重、质疑不断。
不变即死、应变求生。10年来，我国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牢牢把握“两个毫不动摇”，既没有把国企“一卖了之”、“一退了之”，也没有固步自封、裹足不前，而是毅然决然地开启新一轮改革。理顺体制、完善机制、调整布局，我国初步找到了一条在市场经济下搞好国有经济的新路径，取得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新进展，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新国企脱颖而出，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经济社会的“顶梁柱”。
国有企业的成功实践说明，企业经营好坏与所有制性质没有必然联系。只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把握企业发展规律，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体制、机制，国有企业就会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发展永无止境，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一点都不会比不发展时少。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一步“做强做优”？如何实现更高水准的“惠及全民”？如何与民营经济“公平竞争、携手并进”？今天的新国企，面临着更为复杂而激烈的局面。
回首10年，改革成就了新国企。展望未来，实现国有企业的更好发展，仍然要靠改革。
改革是动力，改革出活力，哪里有改革创新，哪里就有繁荣发展的局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潜力无限，必将迎来新的精彩。
（本文章摘自5月21日《人民日报》）